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后，伊朗发起强力反击，战事持续近一周并波及中东多国，当地不仅领空、海运枢纽受限，资本市场也遭到较大冲击，即便在海外资本眼中相对安全的迪拜、阿联酋等海湾国家，其投资价值也迎来重估。
中东作为近年来中国企业重要的出海目的地，布局策略也将面临调整。针对中东资本市场现状、投资价值重估及中企出海布局调整等问题，证券时报记者日前专访了北大汇丰商学院中东研究所所长朱兆一。以下是对话内容：
证券时报记者：本次美以对伊朗发动联合军事打击，招致伊朗方面的反击，还波及海湾多个国家，据您了解，当前海湾主要几个国家的资本市场现状如何？
朱兆一：冲突爆发后，海湾主要资本市场均出现不同程度震荡，主要海湾国家都曾暂停交易，3月4日以来基本都已恢复交易。沙特Tadawul指数短期内下跌约3%至5%，沙特阿美股价承压；阿联酋阿布扎比和迪拜股市波动加剧，有外资流出迹象；卡塔尔交易所受能源板块支撑相对抗跌，但也出现了情绪性抛售。债券市场上，海湾国家主权债券的信用利差普遍变大，反映出市场对地区风险溢价的重新定价。大宗商品方面，油价短期飙升对产油国财政是利好，但航运保险成本上升抵消了部分收益。总体来看，当前市场处于高波动、低流动性的应激状态。
证券时报记者：此次冲突中，哪个海湾国家受影响程度最大？原因是什么？
朱兆一：阿联酋受影响程度最大，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程度最深，《亚伯拉罕协议》签署后，两国在军事、情报、金融领域合作密切，在伊朗眼中是海湾国家中最具打击价值的目标，也是此次伊朗反击中海湾国家里遭受攻击数量最多的国家。第二，阿联酋经济对国际资本和外资信心依赖度较高，金融和房地产市场对地缘风险极为敏感，外资机构对当地的风险定价调整幅度明显大于其他国家。第三，阿联酋承载了大量跨国企业的中东区域总部和资产托管功能，一旦其“安全绿洲”的形象受损，企业就会纷纷考虑迁址。
证券时报记者：为稳定本地形象、留住本地资金和外资，海湾国家目前出台了哪些举措？
朱兆一：目前能观察到的举措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一是市场干预层面，阿联酋和沙特央行均释放了流动性支持的信号，部分主权财富基金也启动了本地股市的托底买入操作，操作模式类似2020年疫情期间。二是信息管控层面，各国政府主动发声，强调本国经济基本面未受冲突影响，沙特投资部、阿联酋经济部还相继发布声明，安抚外资情绪。三是外交对冲层面，卡塔尔、阿曼扮演调停角色，以“中立国”的姿态与伊朗保持沟通，降低被进一步波及的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此次战事对中东当地资本市场的影响是短暂的还是长远的？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朱兆一：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都有，但两者的性质不同。短期冲击主要体现在情绪层面，比如股市波动、外资观望、风险溢价上升，这类影响通常会在3—6个月内，随着局势逐渐明朗而收敛。但长期影响更值得关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海湾国家的“安全溢价”将永久性提升，未来当地的资产定价会长期受到地缘风险的因素影响；二是外资会出现结构性调整，部分对风险容忍度低的长期机构资金，比如养老基金、保险资金，可能会系统性降低对该地区的配置比例，而且这种调整一旦发生，很难在短期内逆转。
证券时报记者：过去资本对阿联酋、沙特等中东几个重要国家的印象偏正面，至少认为是安全的，此次事件是否会颠覆外资过往的认知？外资又会如何重新评估这些地区的投资价值和机会？
朱兆一：这次事件并非颠覆外资的认知，而是一种 “祛魅”。过去外资对这些国家的正面印象，建立在两个核心假设上：一是美国的安全保障为其兜底，二是这些国家的中立地位能让它们置身于地区冲突之外。而此次冲突中，这两个假设都受到了挑战：美国的军事存在没有阻止伊朗的反击，阿联酋的“中立”也因与以色列的深度绑定而失效。未来外资重新评估这些市场时，会做更细化的区分，看哪些国家卷入冲突的程度深、哪些相对边缘。比如卡塔尔和阿曼，因保持相对中立，反而可能获得相对更高的评级，而阿联酋的风险溢价则会系统性上调。
证券时报记者：您提到，部分海湾国家似乎变成了“脆弱型稳定”国家，那么其长期投资价值是否会因此改变？
朱兆一：这些国家长期价值的基本面没有被摧毁，但价值实现的路径会变得更加曲折。海湾国家的核心投资价值来自三点：巨量的能源储备、规模超3万亿美元的主权财富基金，以及地处欧亚非交汇处的战略区位，这三点在冲突后依然存在。但“脆弱型稳定”的标签一旦形成，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不仅对项目的回报要求会提高，当地的融资成本也会上升。简单来说，这些国家仍然值得投资，但整体的估值重心会下移。
证券时报记者：近两年中国与中东市场的资金往来十分密切，此次战争是否会影响双方此前的资金合作和往来关系？
朱兆一：短期内双方的资金合作会出现阶段性放缓，但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资金往来，建立在高度互补的利益基础上，中国需要能源和海外市场，海湾国家需要技术、基建支持和人民币资产配置渠道，这种结构性的需求不会因为一次冲突就消失。更现实的影响是合作节奏的调整：部分正在谈判的新项目会进入观望期，人民币结算和双边基金的推进工作可能会暂缓1—2个季度。但另一方面，此次冲突会增强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去美元化”的动机，其将部分资产从美元体系转向人民币资产的意愿可能上升，这对双边的资本合作而言，是一个潜在利好。
证券时报记者：此前中东市场曾受全球多国资金配置，此次战争背景下，是否会有资金在重估风险后选择更安全的市场，比如中国，从而利好中国市场？
朱兆一：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需要区分资金的类型。真正的避险资金，也就是对风险容忍度极低的资金，通常会流向美国国债和黄金，不会直接流入中国市场。但有两类资金值得关注：一类是此前将中东作为亚洲区域配置中心，如今正在重新评估区域总部布局的机构资金，这类资金可能会将中国的香港和上海纳入替代选项；另一类是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其在寻求分散风险的过程中，增加对A股和人民币债券配置的可能性会上升。不过这并非资金的 “大规模涌入”，而是一个结构性、渐进式的再配置过程。
证券时报记者：对于长期深耕中东市场的中国企业，此次局势后是否需要调整当地的投资策略？
朱兆一：企业确实需要调整投资策略，而且调整的方向已经比较清晰。对于已有重资产布局的企业，当前的首要任务是完成风险分级管理，区分“核心资产必须守住”和“边缘资产可以撤出”，同时委托第三国律所完成资产权益公证，做好法律层面的保全工作。对于新增投资，暂缓投入是大概率选择，大多数企业会等待至少一个季度，观察地区政治走向后再做决定。投资模式上，轻资产化会成为明显趋势，企业会更倾向于技术服务合同、管理输出、咨询协议等低固定资产暴露的合作方式，而非直接的股权和重资产投入。此外，投资地点的分散化也会加速，企业会将投资从伊朗、阿联酋，向沙特、阿曼、卡塔尔适度转移。
证券时报记者：从另一角度看，此次冲突让海湾国家更加重视国防安全问题，这会带来哪些投资机会？
朱兆一：这次冲突让海湾国家深刻意识到，其防空体系建设的速度严重滞后于地区威胁的升级速度，未来海湾国家的国防开支将系统性提升，主要的需求集中在三个方向：防空和预警系统、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网络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保护。对中国企业而言，直接的军事装备出口会受到美国压力的制约，发展空间有限，但在两个领域有明确的机会：一是民用双用途技术，包括无人机、通信安全、卫星遥感等；二是关键基础设施的数字安全解决方案。
证券时报记者：针对中企在中东布局面临的潜在风险，您认为企业层面应如何构建更具韧性的风险防控体系？
朱兆一：建议企业从四个维度构建风险防控体系。第一是资产分类管理，将在中东的资产按风险敞口分为“核心必保”“条件维持”“准备退出”三档，为不同档位的资产制定对应的应急预案，避免局势突发变化时措手不及。第二是法律保全前置，在企业正常运营期就委托第三国律所，建议选择阿联酋或土耳其的律所，完成合同权益公证和资产登记，这是成本最低、效果最显著的风险对冲手段。第三是渠道多元化，不要把全部的中东业务押注在单一国家，在沙特、阿联酋、卡塔尔、阿曼之间形成分散布局，确保任何单一节点出现风险，都不会导致企业的中东业务全局受损。第四是建立情报预警机制，与商务部驻外机构、当地商会、专业风险咨询机构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渠道，确保在极端情形发生前，有足够的预警窗口启动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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