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参考资料：《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6-1969 年》《我的父亲刘少奇》（刘爱琴著）、《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1968年1月，一场针对共和国历史的政治阴谋悄然升级。江青、康生一伙为彻底打倒刘少奇，决意从“历史问题”打开突破口，他们绕过正常组织程序，指使“中南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以群众组织名义，向中央办公厅政治部施压，强行要求刘少奇以书面形式交代入党经历、早年被捕等历史细节，妄图拼凑伪证、罗织罪名，将“最大走资派”的定性钉死。
此时的刘少奇，已被单独关押整整半年。红墙之内，他失去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失去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基本权利，身心饱受折磨：多次被强行批斗，被逼背诵语录、接受羞辱；疾病缠身，高血压、肺炎反复发作，行动艰难；身边的亲人或被扣押、或被隔离，连一句安慰的话语都难以听到。但在这样的绝境中，他仍于 2 月 11 日提交了书面交代，字里行间没有屈服，只有对事实的坚守，对诬陷的澄清，用最后的笔墨捍卫着一名共产党人的初心与尊严。
这是刘少奇生前留下的最后一份亲笔文字。自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将他定性为“资产阶级司令部”代表后，他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已岌岌可危。他主动承担责任，作违心检讨，却从未想过逃避——因为在他心中，首要的不是个人荣辱，而是如何阻止局势恶化，保护党和国家，保护广大干部。
一、从“五不怕”到主动请辞：一位革命者的清醒抉择
早在1966年8月4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就曾当众表态，提出“五不怕”——这是他借鉴1959年毛泽东倡导学习海瑞时提出的斗争精神，结合自身处境作出的庄严承诺，第一条便是“不怕下台”。
彼时，“文化大革命”已从校园蔓延至全国，造反派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件频发，党的组织原则受到严重冲击。刘少奇作为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在如何稳定局势、保护干部的问题上，与中央文革小组的主张产生分歧。面对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他没有推诿，主动揽责，同时也做好了辞去一切职务的思想准备。
在他手写的发言提纲中，有这样一段掷地有声的文字：“我遵守党起码的纪律，绝不搞两面派，绝不搞地下活动。有什么意见提到桌面上来。常委委员，国家主席，已不适宜。这样，对党好，对革命好，对我个人也好。”
据妻子王光美回忆，那段时间，刘少奇多次在家庭内部提及辞职的想法，语气平静却坚定。1966年11月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他看着身边的子女，轻声说道：“我刘少奇可以不当国家主席，以后带你们去延安或者回老家种地。”这不是一时冲动的感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结束动乱、保全大局作出的理性抉择。
二、三次请辞：绝境中的抗争与坚守
1967年1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夺权之风迅速席卷全国，各地造反派效仿上海，夺取党政机关权力，政府运转陷入瘫痪，武斗事件频发，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刘少奇目睹这一切，痛心疾首——他深知，这种“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不仅背离了党的领导原则，更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第一次正式向周恩来总理提出请辞。1967年1月的一次私下会面中，刘少奇语气沉重：“总理，现在批经济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如今早就不过问中央工作了，为什么还同我连上？如果是为了打倒我，我可以不当国家主席，以后回农村种地嘛！我辞职，就是希望能尽早结束这场动乱，让广大干部免受冲击，让国家恢复秩序。” 周恩来听后，忧心忡忡地安慰道：“少奇啊，事情没那么简单，你是国家主席，辞职涉及全国人大程序，我也难办啊。”此次请辞，因程序与局势限制，未能实现。
1967年1月13日深夜，刘少奇被接到人民大会堂，与毛泽东进行最后一次正式谈话。这是两人之间关于“文革”问题的最后一次直接交流。谈话中，刘少奇再次明确提出请辞请求，他说：“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 毛泽东沉吟许久，没有明确表态，只叮嘱他 “好好学习，保重身体”，这场谈话，最终也未能改变刘少奇的命运。
此后，局势进一步恶化。江青一伙加快了迫害步伐，1967 年 3 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 正式成立，由康生直接掌控，专案组采取弄虚作假、逼供信等恶劣手段，拼凑伪证，企图将刘少奇彻底钉死在 “叛徒、内奸、工贼” 的耻辱柱上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面对步步紧逼的政治迫害，刘少奇没有退缩，1967 年 3 月 28 日，他致信毛泽东，驳斥张春桥、戚本禹等人编造的 “吹捧《清宫秘史》、自称红色买办” 等谎言，澄清事实，捍卫自己的政治清白。
1968 年 8 月 8 日，在被完全剥夺自由、与世隔绝的情况下，刘少奇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封长信。信中，他首先严正驳斥了强加给他的 “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 等罪名，明确表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随后，他再次郑重提出请辞请求：“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一切职务。如果有任何一项需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信的末尾，他写下了五个沉重的字 ——“我已失去自由”，这既是对自身处境的无奈陈述，更是对这种非法迫害的无声抗议。
从 1966 年 8 月到 1968 年 8 月，从会议表态到私下沟通，再到深夜长信，刘少奇三次提出请辞，每一次都不是为了个人退路，而是为了结束动乱、保护干部、捍卫党的尊严。他深知，自己的请辞或许无法改变大局，但他仍要尽最后一份努力，用这种方式表达对党的忠诚，对革命事业的坚守。
三、石沉大海的请辞：最后的抗争与无尽的遗憾
然而，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请辞请求、申辩与抗争，如同投入深渊的石子，没有激起任何涟漪。他的书面交代被束之高阁，从未被正式审议；他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被刻意隐瞒；他写给中央的长信，被专案组扣押，从未呈送到毛泽东面前。
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召开。在会议氛围极不正常、刘少奇完全被隔绝、无法出席、无法申诉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一伙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正式作出 “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的错误决定。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冤案，而此时的刘少奇，对全会的召开、对自己的 “处分”，一无所知。
被剥夺职务后，刘少奇的处境更加艰难。他被单独关押在狭小的房间里，没有自由，没有尊严，连基本的医疗保障都被剥夺。1968 年夏天，他高烧不退，引发肺炎等多种并发症，生命垂危。专案组接到的指令是：“不能让他死掉，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 在这样的指令下，医生只给他做最低限度的抢救，拒绝住院监护，拒绝摘掉室内挂满的标语，任由他在病痛与屈辱中挣扎。
1969 年 10 月，林彪发布 “战备第一号命令”，刘少奇被强行用军用飞机押送到河南开封，关押在原国民党 “金城银行” 的金库中。这里阴暗潮湿，条件恶劣，没有像样的床铺，没有足够的食物，只有硬邦邦的地面和馊硬的窝头。1969 年 11 月 12 日凌晨 6 时 45 分，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奋斗一生的伟大马克思主义者，含冤逝世，享年 71 岁。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没有一个亲人送行，没有一句告别，甚至连死亡的消息，都被刻意封锁。
四、历史的公正：迟到的平反与永恒的丰碑
1980 年 2 月 29 日，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正式通过《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彻底撤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的 “叛徒、内奸、工贼” 等罪名，恢复了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决议明确指出，对刘少奇的错误批判和处理，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离开民主集中制原则，采取错误方针和方法造成的，林彪、江青、康生一伙起到了极其恶劣的推波助澜作用。
1980年5月17日，首都各界隆重举行刘少奇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5月19日，遵照刘少奇生前的遗愿，他的骨灰被撒向浩瀚的大海——那是他一生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象征，也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永恒承诺。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国共产党大事记・1966-1969 年》
刘爱琴《我的父亲刘少奇》（人民出版社 2010 年修订版）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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